大律師公會為何似「黃官發言人」

為何大律師公會似成為「黃法官代言人」，做了「法庭喉舌」呢？公會如此捍衛法官，似無視「黃法官」與「大律師」在法庭上的直接利益關係，司法還是獨立嗎？

事實上，「法庭」與「大律師」兩者唇齒相依，香港法官幾乎都是大律師出身，私人執業後進入司法機構擔任法官。雖然法律列明「司法旋轉門」只限於裁判官，但是透過暫委機制，「旋轉門」根本可以延伸至高院。

政府本月23日的最新資料顯示，單單高等法院原訟庭，就有暫委法官多達10人（4人為資深大律師），佔了高院全體法官（38名）的四分之一。他們是廖文健先生，游德康先生、彭中屏先生、陳忠基先生、杜溎峰先生、黃佩琪女士SC、包毅成先生SC、薛日華女士SC、李瀚良先生及黎婉姫女士SC。

據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的著作指出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直接委任或終止「暫委法官」的任命，無須得到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或特首的同意。首席法官也可直接決定「暫委法官」的任期，以及續約事宜。如此一來，首席法官決定了大律師中佼佼者的暫委法官之路。

另一方面，有什麼比奪去大律師的「出庭發言權」更衝擊這班「殖民地遺留物」的利益呢？而恰好法官們有權決定。

眾所周知，香港法律專業人士分為「律師/事務律師」(Solicitor)及「大律師/訟務律師」(Barrister)兩種，大律師享有所有法院的出庭發言權（rights of audience）；而律師僅享有裁判法院及區域法院的出庭發言權。因應英國法律改革，回歸前香港律政司就進行研究，探討如何放寬律師的出庭發言權。回歸後一度擱置，直到2004年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出手，成立律師出庭發言權工作小組，研究向具合適資格的事務律師授予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，變相削大律師的特權。

耗時6年，2010年1月20日《2010年法律執業者（修訂）條例》終於面世，香港的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（第159章）也作出修訂，增加《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規則》，准許事務律師以「訟辯律師」（solicitor advocate）的身份在高院及以上法庭發言，正式打破大律師的壟斷。

但是，成為「訟辯律師」門檻非常高，是行內公認的事實。根據立法會文件，2010年立法放寬後，2012年開始接受申請，到2017年底，接近6年，只有51人獲批這個資格，佔香港律師人數的0.5%，成功率極低！換言之，大律師們可以高枕無憂，只有極少數事務律師升班到「訟辯律師」，搶不了大狀們的飯碗。

「訟辯律師」審批率之低，原來受限於11人組成的「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」，幾乎所有成員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。委員會主席為一名資深法官，另有兩名現任法官成員，三人都是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名。

如評核委員會基於申請，並不信納申請人具備足夠經驗成為「訟辯律師」，委員會就會指定一個4人的評核小組，進行「專業才能全面評核」，申請人要得到最少3名成員同意，才可過關。而其中一名成員必須是較高級法院的前任法官或退休法官，或評核委員會認為具有適當資格的其他人。

換言之，法官們絕對有「話事權」，控制了大律師競爭者的數目，也控制了事務律師向上流動為「訟辯律師」的可能性！

此時筆者不禁想起，今年法庭因疫情停擺數月，大律師們「手停口停」，公會主席戴啟思頻頻呻窮，也只敢向律政司及法援署「發炮」，要求盡快找數，不敢向司法機構施加壓力，不敢要求法庭盡快完善相關法律，使用科技法庭審案。大律師公會對法庭的「尊重」，可見一斑！

(本文轉載自《點新聞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