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囚支聯會案被告

梁承墨/評論員

法庭即將就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判刑。這不是一宗普通案件，更不是某些人包裝成「信念」或「回憶」的政治表演，而是一宗關乎國家安全、憲制秩序、香港長治久安的大案。既然罪成，便應依法重囚；既然明知故犯，便不應輕輕放下。

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六個字，不是口號，不是標籤，而是香港國安法明文規管的嚴重罪行。法庭已裁定，支聯會長年高舉的綱領，目標不是一般批評，不是普通政見，而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，帶有推翻、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意思。這一點，法庭講得清楚，證據亦已擺在陽光下。被告不是因政治觀點受審，而是因其行為越過法律紅線受審。

最令人側目的是鄒幸彤的態度。面對定罪、面對求情，她不是反省，不是悔悟，而是明言不會「求情」，甚至將法庭若裁定其追求「結束一黨專政」屬違憲及性質嚴重，視為「讚美」。這種態度，已不是單純不認罪，而是公開表示不服法、不認錯、不回頭。法律可以寬恕一時糊塗的人，卻不能縱容明知故犯而仍昂首叫陣的人。無悔意，正正是量刑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。

有人說，此案沒有暴力，沒有具體路線圖，所以應屬「情節較輕」。這種說法，聽來似乎溫和，其實避重就輕。國家安全之所以重要，正因為顛覆不一定始於一把刀、一支槍；它可以始於長年累月的煽動、包裝、滲透和播種仇恨。若要等到暴力已起、社會已亂、秩序已毀，才說危險存在，便太遲了。香港經歷過黑暴動盪，市民付出過代價，難道還要再用一次社會撕裂去換取教訓？

支聯會的問題，不在於它曾經存在多久，也不在於它懂得用多少漂亮詞彙包裝自己，而在於香港國安法生效後，相關人士仍拒絕懸崖勒馬，繼續堅持違法綱領，繼續將所謂「抗爭」立場堅守到底。法庭指出，被告明白其綱領牴觸憲法，仍一意孤行。這不是誤會，不是疏忽，而是明知而為。明知而為，比無知犯法更惡劣；犯法後仍洋洋自得，比沉默認錯更危險。

鄒幸彤固然不應因其高調和無悔而獲得任何道德光環；同案其餘兩名個人被告，李卓人和何俊仁，同樣不能放過。李卓人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，法庭亦不接納其辯解，認為相關敵意和意圖有客觀事實支持。何俊仁雖然認罪，但認罪不等於可抹去多年參與和推動的責任。認罪可作量刑考慮，卻不能成為免責符咒。三人均曾是支聯會的主導人物，組織長年運作、綱領長年宣揚、影響長年累積，責任自然不能只由一人承擔。

法律最怕兩套標準：普通市民犯法便嚴懲，政治人物犯法便包裝成「良心」；街頭小販違規要受罰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卻說成「理想」。若如此，法治便不是法治，而是任由聲量大者、背景特殊者享有特權。香港要走向由治及興，最需要的就是清晰而堅定的法律訊號：國安底線不可試，憲制秩序不可毀，任何人披上任何外衣，違法便要承擔後果。

嚴懲，不是報復；重囚，是止惡。嚴懲，不是壓制言論；重囚，是劃清合法表達與危害國安的界線。香港依法保障言論、集會、結社自由，但自由從來不是破壞國家根本制度的通行證，更不是煽動他人顛覆政權的保護傘。一個社會若連國家安全都守不住，談何自由？若連憲制基礎都任人撬動，談何繁榮？

此案判刑，社會看着，國際也看着。看的是香港法治是否有牙齒，國安法是否能真正發揮震懾力。對鄒幸彤這種毫無悔意、甚至將違法主張視為榮耀的被告，必須嚴懲；對李卓人、何俊仁等長期參與、推動、主導相關行為的人，也必須依法追究到底。只有判出阻嚇力，才能告訴所有人：香港不是顛覆基地，法庭不是政治舞台，國家安全更不是可以任人試探的紙老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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