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高層的「終極求情」證明《蘋果》根本是爛果

良辰/自由撰稿人

隨著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案進入「終極求情」階段，昔日與黎智英並肩作戰的《蘋果日報》前高層們，紛紛在法庭上道出了鮮為人知的幕後真相。這些證供不僅揭開了這間報館所謂「新聞自由」的遮羞布，更以血淋淋的事實證明：這顆號稱香港「第四權」的果實，內裡早已腐爛不堪。

多年來，《蘋果日報》一直標榜編採自主，然而《蘋果日報》前副社長陳沛敏的求情內容卻狠狠地打了這個口號一記耳光。辯方在庭上強調，陳沛敏曾數次對黎智英的指示表示「憂慮」甚至「反對」，例如反對以報社名義發起「一人一信」向美國政府施壓，以及反對製作特定的網上時政節目。

然而，結果如何？所有的反對意見在「老闆」黎智英面前都形同虛設，指示照樣執行，內容照樣刊發。這不禁讓人要問：既然高層的專業判斷完全無法撼動老闆的政治意志，那麼這間媒體還有什麼「中立」可言？所謂的編採團隊，究竟是新聞工作者，還是黎智英個人政治工具的執行零件？

從法律策略上看，陳沛敏與《蘋果》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等人的辯方律師，似乎無一不在努力將被告的角色與黎智英進行「切割」。他們強調主腦應負重責，而從犯的角色相對輕微，甚至提出應引用《香港國安法》第33條獲得大幅減刑。

特別是林文宗一方，試圖以「辭職」來辯稱「自動放棄犯罪」，卻被法官當庭反駁。法官指出，林是在多名高層被捕後、報紙停刊前夕才請辭，這究竟是良心發現的「自動放棄」，還是眼見大勢已去的「及時止蝕」？這種在案發後才出現的「後悔」，其含金量究竟有多少？當這些前高層在法庭上承認黎智英的指示具有不可抗拒的支配性時，其實已間接承認了《蘋果日報》從不屬於公眾，而是一個人禍港亂港的傳媒王國。

法庭的辯論揭示了一個核心：在《香港國安法》的利劍下，昔日的「戰友」為了爭取較低的量刑級別，不惜細數黎智英如何「獨斷獨行」。這種切割固然是法律權利，但放在歷史背景下看，卻顯得格外諷刺。

當初《蘋果日報》上下以此為榮、以此為業時，可曾想過那些偏激的煽動和勾結外力的行為，會對香港社會造成多大的潛在風險？法官李運騰以「恐怖襲擊」為例，指出無論是策劃者還是負責接送的司機，只要明知而參與串謀，其性質皆屬嚴重。這正說明了法律的嚴謹——不能因為你只是「打工」或「角色輕微」，就能推卸危害國家安全的本質責任。

前《蘋果日報》高層們在定罪面前「忽然良心」，無論是出自真心誠意的悔改抑或是為求自保的篤灰，都似乎證明了一點：《蘋果》無自由，黎智英無良心。

這份《蘋果》根本就是爛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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